“第三种人”的论争以及《现代》的式微


来源:中联论文网    日期:2017-06-05 09:00:50

   摘 要:“第三种人”的论争是左翼文学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论争,鲁迅、瞿秋白、冯雪峰、周扬等左翼文学批评家都参与其中,但是这一论争的主要阵地却是《现代》杂志,梳理这一论争的前后发展,会发现关于“第三种人”的论争不仅改变了《现代》杂志的办刊宗旨,而且成为了《现代》杂志兴衰的转折点。
关键词:“第三种人”的论争;《现代》杂志;施蛰存;杜衡
本文引用《青年文学家》
一、《现代》的初创与论争的爆发
1932年,“一·二八”抗战爆发,戴望舒、杜衡结束了水沫书店之后,彼此回到老家,两个月内没有联系。这年3月,上海现代书局经理张静庐致信施蛰存,希望其主办一个刊物。次日,施蛰存赶到上海,与现代书局总经理洪雪帆、编辑部主任叶灵凤商讨创办杂志的事宜。施蛰存因为“不是左翼作家,和国民党也没有关系,而且我有过办文艺刊物的经验”,最终成为刊物的编辑,一人单干,刊物定名《现代》。1932年5月1日,《现代》创刊,成为了因战争而百业凋敝的上海的唯一文艺刊物。施蛰存在创刊号上发表了《创刊宣言》,表达了《现代》“不党、不群、不偏”的编辑宗旨。《现代》出版后,成为了“一·二八”后上海最先问世的大型刊物,初版三千册五天脱销,后加印三千册。《现代》的销量如此繁盛除了它出现的时机恰巧没有与之相竞争的期刊杂志外,也与其“不党、不群、不偏”的编辑宗旨有关。《现代》中出现的作家既有鲁迅、茅盾、郭沫若、冯雪峰、钱杏邨、周扬、夏衍等革命作家;也有巴金、老舍、叶圣陶、郁达夫、李建吾、王统照、王鲁彦等进步作家;此外,还有周作人、沈从文、胡秋原、李长之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可以看出,施蛰存一直是坚持着自己的“中间路线”创办原则的,因此当“第三种人”的论争发生时,施蛰存始终保持缄默。
“第三种人”的论争最初起源于1931年12月 25日,胡秋原在《文化评论》旬刊的发刊词《真理之檄》中说道:“我们是自由的智识阶级,完全站在客观的立场,说明一切批评一切。我们没有一定的党见,如果有,那便是爱护真理的信心。”同期《文学评论》中他还发表了《阿狗的文艺论》:“艺术虽然不是‘至上’,然而绝不是‘至下’的东西。将艺术堕落到一种政治的留声机,那是艺术的叛徒。”按照胡秋原的回忆,他在这一时期,是“自由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是不隶属于任何党派、坚持自由主义文化立场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随后,谭四海发表《“自由智识阶级”的“文化”理论》和《文艺新闻》社发表的《请脱弃“五四”的衣衫》抨击“自由智识阶级”是为虎作伥,1932年4月20日,胡秋原发表《是谁为虎作伥!》、《文化运动问题》、《勿侵略文艺》在《文化评论》第4期上,“不主张某一种文学把持文坛”[1]。5月,瞿秋白在《文艺新闻》第56期上,发表《“自由人”的文化运动》,批评胡秋原是“‘五四’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遗毒”[2]。
胡秋原随后在《读书杂志》第2卷第1期上发表了《钱杏邨文艺理论之清算与民族文学理论之批评》,批评了钱杏邨的“主观主义、右倾机会主义与左倾小儿病空谈”。不久,冯雪峰化名“洛扬”在《文艺新闻》第58期上发表《“阿狗文艺”论者的丑脸谱》,批评胡秋原为了反普罗革命文学而攻击钱杏邨。
在1932年7月1日,苏汶在《现代》第1卷第3期上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回应胡秋原在《读书杂志》二卷一期上发表的《钱杏邨理论之清算》, 以及同时在《文艺新闻》第五十六號上发表了没有署名的《自由人的文化运动》, 苏汶第一次提出了“第三种人”的说法,自称是“智识阶级的自由人”和“不自由的,有党派的人”之外的“第三种人”,也就是所谓的“作者之群”,在之后的的文章中苏汶进一步解释了“第三种人”:“这‘第三种人’,容我给加上一个解释吧,实在是指那种欲依了指导理论家们所规定的方针去做而不能的作者。”[3]随后以《现代》杂志为主要阵地,展开了一场关于“第三种人”的论争。
二、论争的发展
1932年10月1日《现代》第1卷第6期上,发表了五篇文艺论辩的文章:苏汶的《“第三种人”的出现》、瞿秋白化名“易嘉”的《文艺的自由和文学家的不自由》、周扬化名“周起应”《到底是谁不要真理,不要文艺?》、舒月的《从“第三种人”说到左联》、苏汶《答舒月先生》。
瞿秋白认为苏汶和胡秋原都是持着“文艺自由论”,这是一种文学脱离无产阶级,脱离广大群众的观点,而苏汶的超阶级文艺观更是受到了抨击;周扬的文章运用了理论与实践、文学与革命、文学宣传作用与艺术价值的关系来回应苏汶。苏汶的《“第三种人”的出路》主要是答复瞿秋白的,并且做了总结式的陈述:“‘第三种人’的唯一出路并不是为着美而出卖自己,而是,与其欺骗,与其做冒牌货,倒不如努力去创造一些属于将来的东西吧。”
1932年11月1日《现代》第2卷第1期上,同时发表了鲁迅《论“第三种人”》和苏汶《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的文章,两篇文章针锋相对。鲁迅这篇文章主要阐述了两个基本点:一是左翼作家需要同路人,二是“第三种人”根本做不成。苏汶在《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中反对政治对文学的干涉,文学不能做某些人的喉舌,不然就会失去“做时代的监督的那种效能”。
之后,1932年11月,这场论争发生了一个转折,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的张闻天以“歌特”的笔名在中共中央机关报《斗争》第30期上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张闻天提出“使左翼文艺运动始终停留在狭窄的秘密范围内的最大的障碍物时‘左’的关门主义”,一是否认“第三种人”及其文学的存在,另一是“文艺只是某一阶级‘煽动的工具’、‘政治留声机’的理论。”对于“自由人”和“第三种人”不应排斥, 应该给他们以“自由”,从而实现“广泛的革命统一战线”[4]张闻天的这篇文章其实给了“第三种人”一种较为中肯的评价,也适时地扭转了这场争论的重点。
胡秋原在《现代》第2卷第2期上发表了《浪费的论争》,回应了之前瞿秋白、冯雪峰、周扬、舒月对其做的批评,胡秋原认为问题不是此时可以解决,遂不必做无益的论争。在《现代》第2卷第3期上署名“洛扬”的《并非浪费的论争》回应胡秋原的《浪费的论争》,这篇文章是在张闻天的影响下,由冯雪峰、瞿秋白商定,最终由瞿秋白写定的。而冯雪峰则化名“丹仁”单独写了《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理论》及《“第三种人”的问题》,这三篇文章对“第三种人”的态度有了很大的转变。而冯雪峰的《关于“第三种文学”的倾向理论》更是可以看成是一篇左翼批评家对这一场论争的总结:“要反对那种以为现在没有第三种人,‘第三种人’就是反革命的见解。”
1933年4月,苏汶带有总结性质的《一九三二年的文艺论辩之清算》发表在《现代》第2卷第3期,苏汶也代表“第三种人”对这一论争进行了总结:“第一,文艺创作自由的原则是一般地被承认了”,“第二,左翼方面的狭窄的排斥异己的观念是被纠正了”,“第三,武器文学的理论是被修正到更正确的方面了”。之后,苏汶将此次论争的文章编订为《文艺自由论辩集》,现代书局1933年3月出版。论争发展到此时,施蛰存始终保持沉默并已显露不悦之情,希望可以赶紧撤换话题,所以用苏汶的文章做一个结尾[5]。
三、《现代》的式微
《现代》第3卷第1期起,由施蛰存、杜衡共同编辑。杜衡加入编辑显然预示着《现代》将要与“第三种人”产生瓜葛,由于此,许多作家已不热心支持《现代》了。之后,由于施蛰存和鲁迅之间有了《庄子》与《文选》的争论,穆时英被国民党收买去当图书杂志审查委员,现代书局的资方内讧,最终施蛰存首先放弃编务,《现代》从而变为杜衡独自主持。
而由于杜衡的加入,整个刊物的编辑宗旨也发生了改变,在《现代》第5卷第1期《社中座谈》中的《本刊组织编委会之计划》中提出:牺牲趣味而使杂志“更深刻化,更专门化”,这样的改变显然是与施蛰存的“轻文学”观背道而驰的,所以施蛰存在放弃《现代》编务后,转向编辑更加“轻巧”的《文艺风景》。以杜衡“第三种人”加入编辑为标志,《现代》在表面和事实上已经偏离了最初的创办宗旨。
此时,《小说月报》解体后的文学研究会同人重整旗鼓出版的《文学》也对《现代》形成了冲击,《文学》出版后经历了同《现代》一般的抢购一空。而《文学》的主编鲁迅与施蛰存因为《庄子》《文选》的事情交恶,后又因图书审查事件误会加深,因此,鲁迅发表在《文学》上的文章渐渐减少,1933年11月,鲁迅在《现代》上发表《海纳与革命》后,停止为《现代》供稿,并奉劝《现代》“此后似亦不登我的文字为宜”[6]。此后,鲁迅发表在《文学》上的作品亦有不少是针对《现代》的。
施蛰存曾分析道:“杜衡参加《现代》的编辑工作,恰恰表示《现代》已成为所谓‘第三种人’的派性刊物……杜衡的参加编务,使有些作家不愿再为《现代》撰稿……从第四卷起,《现代》的销路逐渐下降。”[7]第三种人的论争以及杜衡加入《现代》的编辑使得《现代》被搁置在了左翼文学的对立面,正如施蛰存所说:“像《现代》这样一个没有政治倾向性的,不属于左翼文学的刊物,也还是要在挣扎中求生存,而最后还是维持不下去”。[8]
注释:
[1]胡秋原:《勿侵略文艺》,1932年4月20日,《文化评论》第4期。
[2]瞿秋白:《“自由人”的文化运动》,1932年5月23日,《文艺新闻》第5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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